“治本在得人，得人在审举，审举在核真。 ”政绩考核评价是干部管理的基础性工作，是观察识别干部、激励担当作为、校准施政导向的重要制度安排，发挥着指挥棒、风向标、助推器的重要作用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，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”“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，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，让考核指挥棒真正管用”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，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与科学考核评价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，为新时代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。 政绩观与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、相互塑造的内在关系。 一方面，政绩观作为价值取向，规定着考核评价“为什么考、考什么、怎么考、怎么用”的根本方向。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要求考核评价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，以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为标准。 另一方面，考核评价体系作为制度安排，深刻影响和塑造干部的施政行为和工作取向。 考核指挥棒指向哪里，干部的精力和资源就会投向哪里。 制度设计科学，正确政绩观就能得到巩固和强化；制度设计失当，错误政绩观就可能滋长蔓延。 因此，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实质上是把正确政绩观从原则要求转化为制度规范，把政治要求、人民立场和发展导向落实为刚性的评价标准和长效机制，使之成为各级干部想问题、作决策、办事情的基本遵循。 在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，进一步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。 越是在发展任务重、风险挑战多、改革攻坚难的关键阶段，越需要通过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立起鲜明导向、校准行为坐标、强化制度约束、形成正向激励，切实把考核导向转化为干事导向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的实绩。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，确立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价值坐标 标尺正，方向才不会偏；导向明，考核才能真正发挥激励先进、鞭策后进、规范行为、推动发展的作用。 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首先要解决“以什么样的标尺衡量政绩”这一问题。 只有把政治标准、人民立场、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实事求是精神有机统一起来，才能为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确立科学、稳定、可落实的价值坐标。 政治标准是政绩考核评价的首要标尺。 政绩是政治立场和执政能力在实践中的综合体现，政绩考核首先是政治考核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。 只有党性坚强、摒弃私心杂念，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。 ”实践中，一些干部热衷于打造上级“可视范围”内的项目工程，把干事创业与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。 表面上看，这是工作方法、考核方式问题，实质上反映的是政治站位偏差、党性修养不足、宗旨意识淡化。 衡量干部政绩，首先要看其是否坚定拥护“两个确立”、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是否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是否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、抓工作、谋发展。 政治标准不是抽象空泛的，也不是游离于业务工作之外的，而是贯穿于干部履职尽责的全过程，体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、统筹发展和安全、维护社会稳定、增进民生福祉、防范化解风险等各项具体工作中。 因此，必须在考核评价中立起鲜明的政治标准，把政治忠诚、政治定力、政治担当、政治能力、政治自律等贯穿考核全过程。 人民立场是政绩考核评价的价值立场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、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，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。 ”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作为重要衡量依据，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、改善公共服务、维护公平正义、提升治理效能作为重要评价内容。 新时代以来，各地区各部门围绕民生改善持续发力，比如“最多跑一次”“一网通办”“跨省通办”等改革举措，着力解决办事难、办事慢、来回跑、重复跑等突出问题，大幅提升了群众办事便利度和满意度，赢得了群众认可。 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必须顺应这种变化，从重“看得见的形象”转向重“感受得到的实效”，从重上级评价转向更加重视群众口碑，真正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。 高质量发展是政绩考核评价的时代导向。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，构成新时代政绩考核评价的鲜明主题。 进入新发展阶段，我国发展环境、发展条件、发展任务都发生深刻变化，单纯以速度规模论英雄的考核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、竭泽而渔、唯GDP的道路。 ”这就决定了政绩考核不能再停留于单纯看经济总量、投资规模、项目数量，而要更加关注发展质量、结构优化、创新能力、绿色效益、安全韧性和共同富裕进展。 比如，近年来，一些地方在新能源、高端制造、数字经济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新优势，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，而且优化了产业结构、提升了就业质量、增强了发展后劲，这类发展更能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。 又如，一些地区坚持治水治污、修复生态、调整产业结构，在短期内可能增加治理成本、影响部分指标，但长期看改善了发展环境、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、提升了群众生活品质，同样应当在考核评价中得到充分肯定。 这深刻启示我们，真正体现时代要求的政绩，不是单纯把“量”做大，而是把高质量发展要求制度化、标准化、具体化，在推动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中形成新的发展优势。 实事求是是政绩考核评价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。 正确政绩观既体现价值立场，也体现实践方法。 我国幅员辽阔，不同地区资源禀赋、发展基础、主体功能定位、历史条件和治理任务差异很大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进行考核评价。 如果脱离实际搞“一刀切”考核，既难以考准考实，也容易形成错误导向，诱发盲目攀比、重复建设和政绩冲动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各地区要根据自身条件和可能，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又抓住短板弱项来重点推进，不能脱离实际硬干，更不要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，最后什么也干不成。 ”坚持实事求是，要求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必须把客观条件、历史基础、现实可能统一起来考量，把显绩与潜绩、当前与长远、局部与全局统一起来把握。 那些短期内不显山不露水，但能够打基础、增后劲、利长远的工作，应当在评价中得到充分肯定。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才能真正发挥校准方向、引导发展的重要作用。 以精准管用为导向，优化政绩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 确立价值坐标之后，关键就在于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可衡量、可比较、可运用的制度内容，切实回答好政绩考核考什么的问题。 考核内容设置是否科学精准，直接决定考核评价能否真正发挥导向作用。 只有紧紧围绕为民造福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内容设计，才能使“考什么”与“干什么”更加一致，使制度安排更好体现人民立场、发展导向和实践标准。 聚焦关键指标，增强考核的牵引力和约束力。 科学的政绩考核，不是指标越多越好，而是越精准越好、越管用越好。 实践中，一些地方考核项目过多、表格过密、指标过细，甚至对同类事项多头重复考核。 表面上看覆盖全面、要求细致，实则加重负担、催生形式主义，使干部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“对指标”“做材料”“跑报表”上，而不是用在抓落实、解难题、促发展、惠民生上。 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内容设计，必须坚持少而精、准而实、管用有效，突出关键性、引领性、约束性指标。 在政治建设方面，重点考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情况；在高质量发展方面，重点关注科技创新、产业升级、营商环境、绿色转型、风险防控等；在民生保障方面，重点考察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、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供给等；在生态文明方面，重点考察污染防治、资源节约、生态修复、绿色低碳发展等；在安全稳定方面，重点考察安全生产、债务风险、社会治理、应急处置、基层稳定等。 通过优化指标体系，推动政绩考核评价从单一经济考核转向综合治理考核，从偏重短期结果转向更加注重过程与实效相统一。 立足差异分类施策，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。 差异化考核，不是降低标准，而是提高标准与对象之间的适配性；不是放松要求，而是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精准评价。 只有把标准和对象真正对应起来，才能把不同地区、不同部门、不同岗位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。 我国地区差异大、发展情况不同、主体功能定位有别，如果简单用同一套标准，衡量资源禀赋、发展基础、生态环境承载能力、治理任务不同的地区，就可能导致一些地方为了“达标”而偏离自身功能定位。 因此，完善政绩考核评价的指标内容，必须把分类考核贯穿其中。 在地区层面，经济发达地区应更加突出创新引领、转型升级、制度型开放和治理现代化；欠发达地区应更加突出补短板、强基础、增后劲和民生改善；生态功能区应更加突出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；农业主产区应更加突出粮食安全、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现代化；等等。 在部门和岗位层面，也要根据综合管理、经济发展、民生服务、专业技术、基层一线等不同职责，合理设置考核重点和指标权重。 只有把评价标准与职责定位、发展阶段、现实条件统一起来，才能真正做到考准、考实、考出导向。 统筹显绩与潜绩，把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纳入考核视野。 政绩具有时间维度和结构层次，既包括任期内可见、群众可感的显绩，也包括打基础、增后劲、利长远的潜绩。 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要防止干部只盯住短期容易出彩、容易出数字、容易被看见的工作，而忽视基础性、战略性、长期性的工作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既要做显功，也要做潜功，不计较个人功名，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、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。 ”现实中，一些干部对容易“出镜”的工作更上心，对见效慢、周期长、基础性的工作则积极性不足，一个原因就在于潜绩识别机制不健全。 比如，污染治理、地下管网更新、基层医疗能力建设、教育质量提升等工作，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形成“轰动效应”，却直接关系地区长远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。 如果考核评价体系对这些工作重视不够、识别不足，就容易造成干部重显功轻潜功、重“造景”轻“打底”、重“短平快”轻“长周期”。 因此，必须把显绩与潜绩统一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。 既看任期内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工作成效，也看打基础、利长远、惠民生的持续投入；既看现实问题解决得怎么样，也看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得如何。 健全潜绩识别、确认、评价和激励机制，把任期内启动、后续持续见效的重大项目、重大改革、重大基础性工作纳入跟踪评价，推动干部既做当下可感可及的实事，也做为未来蓄势赋能的好事。 坚持知事识人相统一，完善政绩考核评价的方式方法 政绩考核评价是否科学，不仅取决于内容设计得准不准，还取决于采用的方式方法能否真实、全面、深入地识别政绩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把研究人和研究事结合起来，避免从抽象到抽象，凭感觉下结论。 ”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必须围绕知事识人这一核心要求，完善日常考核、近距离考核、专项考核和群众参与机制，提高考核评价的真实性、穿透力和公信力。 强化日常考核，在经常性了解中掌握干部真实表现。 政绩的形成具有过程性、连续性和累积性，仅靠年终一次集中考核、换届前一次考察，很难准确把握真实状态和一贯表现。 只有把功夫下在平时，把考核融入日常管理全过程，才能真正掌握干部长期表现和持续作为。 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一些地方的考核工作：“一些地方不提拔不考核、不换届不考核、不到年底不考核，对干部日常工作和平时表现了解不够”。 这种“不用不考”的做法，使考核成为特定节点的“突击行动”，既难以全面了解干部的一贯表现，也容易给“临时包装”“突击造景”“考前冲刺”留下空间。 必须把日常考核作为基础工程来抓，重点不是简单增加报表和台账，而是通过工作纪实、重点任务跟踪、重大事项记录、阶段性分析研判、平时表现观察等方式，动态掌握干部在平时工作中的政治表现、精神状态、工作方法和实际成效。 特别要看干部在平常时候是否尽职尽责，在关键时刻是否冲得上去，在复杂局面前是否顶得住，在长期任务推进中是否持续用力。 对于长期在基层一线、艰苦地区、复杂环境中工作的干部，更要加强日常跟踪和长期观察，防止因“曝光度不高”而被忽视。 日常考核越扎实，年度考核越有基础，选人用人越有依据，考核评价体系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也就越强。 加强近距离考核，在一线现场识别政绩成色。 政绩考核评价不能停留于听汇报、看材料、查台账，而要深入一线、贴近现场、接近群众，在真实情境中观察干部。 实践表明，政绩考核最容易出现的偏差，就是离开实际、脱离现场、悬在空中，最终形成“雾里看花”的判断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带上‘望远镜’、‘显微镜’，对干部近距离接触、多角度考察”。 所谓“望远镜”，就是看趋势、看后劲、看长期影响，防止只看眼前、不顾长远；所谓“显微镜”，就是看细节、看末梢、看真实落地情况，防止只听概括、不察实情。 近距离考核的核心，在于把考核触角从会议室延伸到工作现场、项目一线、基层社区、乡村田间、服务窗口和群众身边，通过实地查看项目进展、现场了解政策落地情况、面对面访谈基层干部群众，掌握第一手信息。 同时，善于运用多种渠道和多维信息进行交叉印证，把巡视巡察、审计监督、专项督查、信访反映、媒体监督等成果有机结合起来，构建立体化、穿透式的考核方式。 健全群众参与机制，用群众口碑校准政绩评价。 群众是政策效果最直接的感受者和评判者，也是政绩真伪最有说服力的检验者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干部业绩在实践，干部声名在民间”“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，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”。 这深刻表明，群众评价不是政绩考核的附属环节，而是识别政绩的重要尺度。 群众评价要真正发挥作用，关键在于通过科学制度设计保障其真实性和有效性。 一方面，要畅通群众参与渠道，健全民意调查、满意度测评、随机访谈、蹲点调研、实地走访、网络舆情研判等机制，扩大随机抽样范围，保障匿名评价和真实反馈。 对民生保障、公共服务、基层治理、营商环境等与群众和经营主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，合理提高群众评价和服务对象评价的权重。 另一方面，防止简单以网络热度、舆论声量代替群众评价，防止把个别意见、即时情绪机械等同于整体判断。 必须把群众的现实感受与长远利益、个体体验与整体成效、即时反馈与持续观察统一起来分析研判，群众评价才能避免流于形式，真正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尺度。 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，健全政绩考核评价的监督纠偏机制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，考核的公信力在于监督。 价值坐标再准确、制度内容再科学、方式方法再精密，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纠偏机制，考核评价体系仍然可能在执行中走样变形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政绩观问题，与权力任性滥用关联度很高，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。 ”要把监督纠偏贯穿考核全过程，及时发现和矫正执行中的偏差，切实守护考核评价的严肃性、公正性和公信力。 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，形成制度合力。 政绩观偏差往往具有隐蔽性和渐进性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而是在决策、执行、统计、考核、用人等多个环节逐步累积的，单一监督渠道难以有效识别和防范。 必须建立健全覆盖全过程的监督和纠偏机制，把政绩考核监督纳入纪检监察监督、巡视巡察监督、组织监督、审计监督、统计监督等体系之中，实现信息互通、问题共治、结果共享。 对发现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通过谈话提醒、反馈督办、专项整治等方式早发现、早纠正，防止小问题演化为系统性偏差。 探索建立政绩观负面清单、预警清单和整改台账，特别是对“半拉子工程”、违规举债、数据失真、虚报浮夸、政策反复、层层加码等问题实行全过程监测和动态管理。 监督纠偏的关键，不是简单的事后问责，而是把风险识别前移、把问题处置前置、把机制漏洞堵住，从源头上减少错误政绩观滋生蔓延的空间。 探索跨周期评价，破解短期行为难题。 政绩的形成、显现和影响往往具有较长周期，一些工作短期看不出明显成效，但会在后续发展中显现价值；一些工作当下“热热闹闹”“成绩斐然”，干部离开后却留下债务负担、生态破坏、项目烂尾、治理失序等问题。 如果考核评价只看短期结果，就难以准确识别政绩成色，也容易诱导急功近利、寅吃卯粮、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。 因此，必须探索建立跨周期评价机制，推动重大决策、重大项目、重大改革事项效果评估制度化、常态化，对其长期效果、社会影响、群众评价、风险后果和可持续性进行持续跟踪。 这样既有利于识别打基础、利长远的潜绩，也有利于约束大干快上、急于求成的行为。 尤其是在地方领导班子调整和换届较为集中的时期，更要发挥跨周期评价的校正功能，引导干部增强历史耐心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，防止“新官不理旧账”“翻烧饼”“换赛道”等现象出现。 坚持精准问责，激励干部作为。 问责是监督的重要手段，运用好这一手段，需要把握好“度”。 问责太松，会纵容错误行为；问责泛化，则会挫伤积极性、压制创造性，两者都会损害考核评价的公信力和制度导向。 精准问责，关键是做到依据清晰、对象清晰、程序清晰。 依据清晰，就是必须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和事实认定，不能凭印象、凭舆论、凭情绪启动问责；对象清晰，就是要准确区分领导责任、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，防止责任泛化、层层加码；程序清晰，就是要坚持有责必问、问责必严，同时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开展。 特别要把握好失误错误与违纪违法、探索创新与违规蛮干、主观故意与客观因素之间的边界，既不能失之于宽，也不能失之于苛，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。 坚持考用结合，强化政绩考核评价结果的激励引导作用 政绩考核，考是基础，用是关键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，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。 ”如果考而不用、用而不实，考核体系就容易陷入“空转”。 只有把考核结果真正用起来，把“考得怎么样”与“干部怎么用、工作怎么改、导向怎么立”紧密结合起来，才能形成以考促干、以考促改、以考促优的良好局面。 以考核结果引导正确用人导向。 选人用人是最强有力的“风向标”。 对什么样的干部予以重用，广大干部就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努力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向，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。 ”政绩考核结果运用于选拔任用，核心是建立起“实绩—评价—使用”的制度化关联通道，让真正干事、干成事、干成难事、干成打基础利长远之事的干部脱颖而出。 对政治过硬、政绩突出、作风务实、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，要精准识别出来、大胆使用起来。 特别是对长期扎根基层、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经受住考验的干部，要及时发现、大胆使用。 对那些不担当不作为、热衷作秀造势、搞劳民伤财“形象工程”“政绩工程”的干部，不能让其因“会包装”“会汇报”“会造势”而占便宜。 通过“上”与“下”双向发力、“奖”与“惩”有机联动，推动形成崇尚实干、注重实绩、鼓励担当的鲜明导向。 以考核结果驱动能力精准提升。 考核不仅要识人，也要育人。 考核过程中发现的短板弱项，也是干部培训的发力重点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属于能力不足的，就要加强培训，加强实践锻炼，加强总结提高；属于担当精神缺乏的，就要明确责任、加强督查；属于不作为的，就要严肃批评教育，认真执纪问责。 ”这就要求把考核结果转化为有针对性的培养举措。 对政治站位有待提高的，加强理论武装和政治训练；对专业能力有所欠缺的，加强专题培训和实践历练；对群众工作方法掌握和运用不够的，强化宗旨教育和基层锻炼；对改革攻坚能力不强的，注重在重大任务中压担子、墩苗子。 通过把考核结果运用于教育培养，使考核既成为发现问题的“诊断书”，也成为促进能力提升的“施工图”，推动干部不断成长。 以考核结果营造担当作为的政治生态。 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不仅要鞭策后进，更要保护先进；不仅要防止消极懈怠，也要鼓励积极进取。 改革越向纵深推进，越需要鼓励探索、支持创新、宽容失误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、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，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，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，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”。 这明确要求我们，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必须把正向激励与容错纠错统一起来。 对出于公心、程序合规、勤勉尽责、没有谋取私利的干部，即使在改革探索中出现失误，也要客观评价、审慎处理，不能求全责备、简单否定；对因敢抓敢管而遭遇误解、因埋头苦干而受到忽视、因受到不实举报而背负压力的干部，组织上要及时澄清正名、撑腰鼓劲。 同时，也必须严格把握政策边界，绝不能把容错纠错异化为违纪违法行为的“挡箭牌”。 只有把激励担当、鼓励探索、保护实干、严明纪律统一起来，才能形成有利于干部放手干事、锐意进取的政治生态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们做事情、干工作，如果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、下有利于人民；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，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；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，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政绩。 ”这一重要论述，深刻揭示了政绩的完整内涵，也为健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根本标尺。 真正的政绩，既不是只求表面轰动、不顾长远后果的“短平快”，也不是脱离群众需要、自我循环的“政绩秀”，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，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，能够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的实绩。 健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，必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推动高质量发展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、维护安全稳定等结合起来。 持续完善考核内容、优化考核方式、强化监督纠偏、做实结果运用，真正让考核指挥棒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地方、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领域、干部担当作为最关键的环节，让求真务实、真抓实干蔚然成风。 (作者：陈家喜，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) 《人民日报》(2026年05月28日 第 09 版) 【编辑:王琴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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